本文系贾康先生在浙商证券2022年度峰会上的发言（2022.7.13）
尊敬的浙商证券吴董事长、平安银行胡行长等各位到会领导，尊敬的到会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各位业界朋友，大家好！
我的发言，首先从当下稳经济大盘这方面各位关心的财政政策说起。财政政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了一个过去大家没有特别深刻印象的概念，叫做财政增量政策工具。在政治局会议之后，财政部的领导5月中旬表示（这是许宏才副部长在一个公开场合所讲），财政部将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下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这几句话，是照抄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新闻通稿里的表述，接着说，要更好发挥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里涉及的合理区间等关键词，又是延续了从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现在，决策层、管理部门反复强调的大思路，即坚定不移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聚精会神抓好发展硬道理，使我们的经济运行不脱离合理区间。言下之意，现在碰到的冲击和威胁，就是有可能滑出合理区间。6月，财政部刘昆部长在人大常委会做关于上一年度财政决算情况汇报的时候，又再次重申了财政管理部门这个贯彻中央方针用好财政增量政策工具的基本态度。
这个财政增量政策工具的概念，显然是对应于稳经济大盘迫切需要的。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而言至少有已经非常明确的这样几项。第一，是两会上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表述的，今年对于企业层面的减税降负，重头戏是大规模的留抵退税。4月份报出来的数据，是当月已经冲减了八千亿的收入，在国务院33条措施出台以后，又增加了这方面的总规模，从年度安排的1.5万亿元提高到1.64万亿元。这对于有关的企业来说，是真金白银——留抵退税的资金回到手里了，那当然就是一个钱抵一个钱用，这是一个很实的措施。另外一项，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3.65万亿，据信息披露，跟去年绝对量是持平的。在5月15日的时候看到，已经发行了1.5万亿，还在抓紧安排，那时已经安排了超过1.1万个相关项目，而且其中有1200亿元明确地说，用作重大项目的资本金。现在听到的说法，地方专项债还要加快进度，不排除把明年的地方专项债的可用额度实际上提前到今年来安排。对这个用作重大项目资本金我是比较看重的，跟有的朋友关心的政策性金融这个概念有关。这种专项债资金是带帽下达的，对应于具体已确定的项目，把它打入这个项目的资本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产生乘数和放大效应，提高这个项目的资本充足率，于是就可以增信，更好地去对接银行的贷款和其他金融机构可能给予的支持，这也是一个在机制上我觉得值得进一步积极探索的、带有创新意味的、发挥专项债功能的亮点。还有就是增加企业的纾困补助，这在各个具体地方政府辖区之内，要有针对性。全国而言，并没有说具体数量上它是怎样的总规模而如何切块下达，各个地方政府层面首先要根据具体情况，运筹资金并提高操作水平。但总体上，这是增量政策里重要的一项，针对着企业的纾困，特别是针对着大量的小微企业他们怎么样摆脱困境——疫情冲击之下很多企业的生存已经成了非常明显的问题。所以，这也是增量政策里有针对性的一个重点。
还有，我认为显然财政增量政策要更加积极地着力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另外在基础设施领域里，REITs这个固定资产信托投资基金的试点也已经有了，虽然规模并不太大，但显然是个新生事物，还要继续运用这种创新形式，引入更多的民间资金来支持投资。中央政治局在不久前针对现实问题给予指导所作的通盘安排里，专门有关于PPP的一个明确的支持性表态。显然在2014年以后，PPP作为国务院所强调的创新重点，在波动式发展的过程中间，现在基本的态势是它需要迎来一个发展的高潮。这一点可以化解很多地方层面、企业层面的困惑：PPP前面有过发展，看起来很有声势，后来又感觉有很多社会疑虑甚至负面评价，一些地方工作层面的同志甚至说PPP是不是要被叫停？我作为研究者一直在讲，PPP创新在中国是势在必行的，波浪式发展符合客观规律。现在大家要有这个意识：种种的主客观因素合在一起，PPP这样一个创新重点已被更加强调，这也是有它在当下的现实针对性的，而且它一定会对接更长远的中国超常规发展过程。所谓中高速的发展，和美欧日相比就是高速。如果我们能够维持在5-6%的运行速度区间之内，将是美国最满意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是欧洲和日本觉得已经相当满意的增长速度的三倍，甚至更高。
前面我列举的这些财政增量政策的几项，我觉得都是非常确定的，业界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另外还有一些带有不确定性、也是朋友们问题清单上所提到的：当前疫情很有压力，最近两天也有一些消息是说有些地方出现新的中高风险区域，显然今年疫情导致的收支缺口是相当可观的。李克强总理已明确地说今年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疫情突发的2020年，这个判断我觉得符合我们一般的观察和感受。要说现在特别精确的数字，谁也拿不出来，但显然看到各个地方政府，大量的抗疫开支不得不花出去。这个缺口怎么弥补？这就涉及到是不是要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我参加了一些讨论，比较直率地说一说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应该讲在体制内的意见中显然有两种趋向，一种叫审慎，另外一种叫积极审慎。在审慎前面加了积极二字，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要特别重视这个事情，争取早定下来。不久前有同志是说还应该再等两个月看一看。我不同意这样看法，再等两个月那就等到8月末了，那时如再做决策，今年只剩下一个季度多一点的时间了。我自己探讨性的看法，是认为既然今年疫情造成的损害不低于2020年，已经有前面2020年基本上应该得到肯定的一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发行的先例，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在稳经济大盘的组合拳里，更积极地来运用这个抗疫特别国债的操作方式呢？这是所谓政策冗余度、增量政策可选项里，很明显的一个重点选项。特别国债过去已经有过几次发行经验可以总结。1998年预算调整方案推出的同时，就有这个特别国债，解决的是工农中建当时怎么样在全球对他们怀疑技术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为站稳脚跟所做的一个很好的操作。在2007年，是中国为支持我们主权财富基金发挥在国家战略层面贯彻国家意志的功能，又是发了特别国债。在2020年特别国债发行里，新特点是什么？它的用途多样化了，至少三大方面：一个是弥补突然发生的数目可观的抗疫紧急支出；另一个是要在解救大量小微企业生存危机的层面上，以中央直达基层的方式，作为财政贴息资金，配上商业性的银行贷款，让这些小微企业能够活下来，他们活下来的意义实际上就是解决已普遍说到的民营企业提供中国新增就业达90%以上的支撑力，这是关系到基本民生、基本社会稳定和谐的非常重要的政策要点，需要有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支持（后来说用了两千亿以上的资金来做财政贴息）；第三个用途，就是为支持全局、对当下有扩大内需意义、未来有优化结构提高经济增长后劲意义的一些重点建设项目给予资金加码。至少是这三大方面的用途。我认为今年咱们讨论，这个抗疫特别国债是不是至少可以援引2020年的经验，也发个一万亿，也是这三大方面的用途？如果再高一点儿，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后面我还专门要说到安全这个方面，怎么认识风险防范的问题。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想明白了，我不觉得只强调审慎而不讲积极有充分道理。在中国公共部门负债可用空间明显还相当可观的情况之下，我个人是建议积极考虑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的。当然现在已经马上要迎来上半年数据的发布，二季度情况如何，有了数据以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跟踪来看看各个方面的态度，和上面决策层的口风。
还有跟这个抗疫特别国债相类似，有另外一个增量政策的内容，就是要不要做预算调整方案？特别国债是特殊的处理，它不表现为提高赤字率，资金是放在基金预算里处理的。当然这也说明，对赤字率这个事情大家不要把它看得过于呆板，它只是政府在防范公共部门资金风险方面的一个基本态度的表现。真正中国的赤字率到底跟国际口径怎么对比，有大量的专业工作要做。我们得说中国现在官方宣布的赤字率，一般在学界认为是不好直接拿到国际上去做对比的，很多的研究者认为我们这几年所说的3%出头、或者今年说的2.8%左右，跟国际上相对比，中国真实的赤字率水平是要抬高的。抬高多少？官方不会回应，不会给你学者的看法做出什么样的进一步的资料披露和讨论。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赤字率高一些，虽会有风险防范的问题，但绝对不是说我国现在已到了安全空间已十分紧张的状态了。预算调整方案，会涉及赤字率的提高，比较典型的就是1998年朱镕基同志正式出任总理，刚刚在两会上宣布一个确保（当年8%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必须确保）之后，发现宏观数据不对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大大超出原来的预计。所以，那个预算调整方案包括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是有别于特别国债的另外一项，反映在赤字率上。以这样一个资金动员的机制，来扩大内需，抗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今年在这方面，我认为也应该积极考虑。但现在还是信息不明朗，虽然有些研究者也在反复提到这个事情，官方到底怎么样来给出他们的最后决策，我们也只能等待二季度数据出来以后，来作进一步的判断。
还有，就是中国的基建投资是否加码？有的研究者注意到，我们政策性银行的专项建设债，是不是可以再多发一些？像国开行，它不吸储，但是以实际上的准国债这种形式，以有政府背书的特殊的金融债来筹集资金。他们的这种资金如果作为专项建设债，跟那个地方专项债，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探讨。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议论，消费券是不是应该积极考虑？2020年很多地方政府层面，在中国场景之下的消费券，主要还是政府促销性质：地方政府促销所给的补贴资金来源，我认为可以说就是流转税的提前预支——通过这种政府补贴促销，使一批企业能够活下来继续运营，而且也形成了当时和未来合在一起的政府手里可收的流转税，只要这个企业能活下来，能够运行，无论它是盈利还是亏损，首先它要交增值税，这种流转税到了政府手里，当然就是财力来源，通过这种提前预支地方政府层面自己掌握的增值税里的一部分，对于整个经济稳住大局、托升景气水平，显然是有意义的。但是总体来说，这种意义也不是决定性的，是可选的一种辅助性的手段。今年大家议论了很多，但实际操作现在听到的案例不多，我们也可以继续观察。还有人说是不是重点对于汽车和家电来促销，也可以运用消费券的方式。我们过去有家电补贴这样的先例，这个方面要看决策层面到底怎么样考虑了。这是简要所说的所谓财政增量政策里可能的基本内容——确定的和需要讨论、需要继续观察的。那么它的意义，肯定是扩大内需，促进六稳、六保，支持企业，改善民生，优化结构，提升资金的综合绩效。在全局来看，就是增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和可持续性，支持中国在新阶段形成高质量的可持续性发展新局面。
它的相关的风险因素，要简单说一下。我前面已经说到赤字率这个概念，还有跟它相关的一个公共部门负债率。赤字没有其他资金来源去弥补的时候，就只有发债来弥补了，中国这方面已经跟国际惯例对接，在朱镕基同志任上以人民银行法明确切断了财政部门向央行透支和借款这个通道。如果说财政要弥补赤字，没有别的可动用资金来源的时候，那就是增加对于市场来说以规范意义发行的公共部门债券，现在既包括国债，也可能包括地方债。这些公债形成的公共部门负债率，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观察指标。在欧元区他们签马约的时候，给了两个具体的量值：赤字率是不高于3%，公共部门负债率是不高于60%（指的都是跟GDP的对比）。这两个相对数为具体的财政纪律控制目标，可以称为是一种预警线——已经形成的欧洲货币联盟，跟它匹配的实际上必须有财政联盟，这样利益的调节中相互间才大体上有一个可信任度。这个3%和60%，有人称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不妥，国际上并不公认。发达经济体另外两个典型的主体，一个美国，一个日本，都不认这两条线的账。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的赤字率最高的时候摸到11%左右，它的公共部门负债率最高的时候也摸到100%以上，日本那就更是极端，它的公共部门负债率这些年来一直在200%以上。当然，它们有特殊情况需要来分析，我们今天不展开说。我们中国在处理风险这个概念之下，面对公共部门，面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大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前些年可以观察，总是把赤字率和公共负债率与欧盟这两条线相对比，说明我们是在安全区之内。特殊的年头安排的赤字率比3%高一些，也高不了多少。2020年是安排的3.6%左右，2021年就马上退回到3.3%，今年又退回到2.8%。我前面已经说了，不要太计较这个量值的精确度，它主要是个政府态度。我认为现在如果考虑采用预算调整方案，或者增发抗疫特别国债，都是在安全区内动用中国的政策冗余度空间。当然用这个空间也不要过于激进，因为还得留着一些，我们以后过紧日子可能还有新的一些压力，要瞻前顾后来运用这个政策冗余度。这是我一个基本认识。在防范公共部门风险这方面，我认为是有把握的——当然这只是就经济层面而言。如果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就另当别论，那不是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内容。
还有就是大家担心的这样一些操作，会不会使地方隐性负债问题加剧？这主要是制度和机制建设的问题。地方债已经登堂入室，隐性债指的是什么？如果是融资平台继续暗渡陈仓，那是怎么规范融资平台的管理和做好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制这个制度建设问题。如果是担心PPP，那么要说PPP它本来的规范化就是法治化、阳光化、专业化，它应该能够在法治化推进的轨道上，有效地防范发生新的地方隐性负债，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疏堵结合——堵不如疏，疏导为上。很遗憾，由于中国的两大主管部门在一些关键词上都谈不拢，到现在对PPP还仅仅停留在一些红头文件指导的状态上。说了多年的《PPP法》，就是推不出来，后来退而求其次，说咱们能不能出个《PPP条例》，对不起，有关部门屡次说今年年底之前一定把《条例》推出，结果还是推不出，这两年干脆就不提了。我认为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但是势在必行的，是一定要在法治化轨道上推进PPP，看看在中央进一步的指导督促之下，这个方面能不能见到更好的法治建设进步，来提高相关的地方负债规范管理水平。
还有一个是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在做事情这方面，肯定没有万全之策，给扩张政策加码，一定也会出现种种瑕疵、扭曲，甚至一些局部的失误。但总体来说，只要我们抓住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的龙头，以制度创新配上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我认为中国现在我们可做的事情，匹配上这些条件，还是一个我们要紧紧抓住的发展主流。任何时候，从宏观层面来说都没有最优，我们是努力地寻求次优，现在就是在这个风险防范方面，既要审慎，又要把审慎放在以积极为大前提的情况之下，做全面的考虑。这是关于财政政策方面一些基本的看法。
抓紧时间接着说一下，我前面讲财政政策，这里面实际上涉及到了政策性金融概念。我作为研究者，也一直认为中国整个的现代化战略，不能仅仅停留于以比较优势这一经济学原理所解释的常规发展战略。比较优势，那就是在全球大市场上，一个全球共享的产业链、供应链里，大家互通有无。运用比较优势，是能够实现最后结果的共赢的。这可以解释一般的大路货里面的互通有无。到了高端，最典型的卡脖子的芯片啊，航空发动机啊，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中国花天价也买不来，那么比较优势原理在碰到这个天花板的时候，就失灵了。那么只有以赶超战略来做。这个赶超战略除了我们芯片攻关必须走的华山一条路（我们称为新型举国体制）等需要讨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在中国实际发展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我认为不可回避的，有战略意义的，是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在可以预见的很长历史时期之内，必然双轨运行。金融的双轨制，在中国现在贯彻超常规发展战略，于比较优势原理上还要有科学规律认识基础上支撑的追赶—赶超战略这种思维框架之下，这是要在战略层面掌握的一个必须兴利除弊的双轨制的守正出奇。双轨制肯定要带来麻烦，处理不好就是拉关系、处关系、设租寻租；处理得好那就是守正出奇——守市场决定论之正，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之奇。我认为这是中国必须承担一定风险要走通的一条路。
要走通这条路，具体在政策性金融发力解决基建资金的问题上，我觉得要提到这么几个概念。我前面说到的财政贴息，形成对于大量小微企业的优惠贷款这方面的扶持，它还是运营，让这些小微企业能活下来。到了基建概念之下，这些项目上可以运用政策性的信用担保方式，和具体项目贴息的内在原理，是一样的——政策性信用担保是对一群项目来控制那个代偿损失，贴息是对单个项目确定财政出钱有去无回给贴上几个点儿，这在机理上是相通的。同样可以把贴息扩大到政策性信用担保，去对应于一些我们重点的、非做不可而要配上政策性资金支持的基建项目。
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的PPP——我始终认为它具有多重的正面效应，当然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从法治化到阳光化、专业化的考验；它显然是在扩大内需，把很多要做的事、政府力不能及的事，使非政府主体加入以后，把它做出来，把惠及民生的一些重要的公共工程这样一些支撑条件，更早更好更快做出来，这就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优化结构，就是支持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它显然也是在实际生活中间，把已经壮大起来的非政府主体的力量，以一种乘数放大效应的方式拉过来，一起形成整个发展超常规态势的一个必选的机制创新。
PPP包括利用外资。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本土上的PPP，首先是引进的外资；北京追赶纽约、东京这样公共轨道交通建设的水平，所必须做的地铁建设，很关键的两条线——4号线和16号线，都是引入外资来做的PPP。这种具体的创新机制，在中国大地上有广泛的适应性。就像成都，城市发展的面貌已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显然也要考虑到这个千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大城市它未来长期的发展，要做的很多的基础设施是八年、十年做不完的。对应于我们现在要说的海绵城市建设，综合管廊建设，大量的老旧小区的改造，我们的停车场、停车位的补短板，还有很多其他的水系改造，对接到农村的乡村振兴重点项目等等，都可以对接到PPP。这也是一个政府少花钱多办事，而且对应于法治化轨道上的混合所有制发展，非常重要的政策性投融资的重头戏。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地方政府层面，在产业引导基金这方面已下的工夫，我觉得要继续探索。产业引导基金是政府首先出资设立一个母基金，但母基金并不直接上阵去按照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操作什么项目的投融资，它要给出一些特定的规则，然后拉政府体外的资金形成一群子基金，什么优先劣后、金股等等这些特定的设计，使这些子基金配上具体的权责利结合的运作方式，比如它的决策团队做什么具体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引导下的项目，要有这些团队里自然人的跟投，把他们的权责利捆在一起，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等等。这些都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间，也是政策性金融很重要的一个事项。我们今后要观察在中国大地上，是不是可以逐渐地更好地发展起来。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REITs，这个开始在试点，带有众筹的意思，也是在国际上有经验以后，中国跟进学习的。
这些的发力，我认为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政府有限资金所面对的难题。政府这些年看起来财政收支的盘子跟着GDP的盘子在往上走，GDP超过一百万亿人民币了，财政支出盘子20多万亿人民币了。但是面对大量的支出，特别是这种中央强调作为关键的有效投资、要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政府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如果要用PPP做，它就有一个不仅是融资模式创新、而且带来绩效提升的管理模式创新的非常重要的优越性了，值得肯定。政府、企业、专业机构一起做这个PPP的时候，是1+1+1>3，各自的相对优势合在一起，可以把在政府手里出少量的资金，表现为一个乘数放大效应以后超出多少倍的一个总体规模，而且会有在实际建设运营方面综合绩效来说相当可观的水平提高。我们在具体的很多PPP案例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绩效提升的效果。所以，绝对不能只在融资模式创新层面上理解PPP，一定要把它上升到管理模式创新来认识；而且大量建设项目的这种创新合在一起，那就是中国现代化取向上的治理模式创新，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融为一炉来解放生产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潜力、活力。这是中国必须走通的一条路。当然，这里面就必须特别强调中央说的两个毫不动摇，不能光讲国企的做大做强做好，还一定要毫不动摇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最近中央反复又在作这方面的指导，强调要重视弘扬企业家精神。这个PPP的领域里，有的朋友说，好的项目都让国企拿走了——我们一点都不否认，在一些省会城市、中心城市，领导层的想法就是要做PPP找国企，安全、省事儿，但是中国有大量的市县级的项目，我们接触到了很多，国企是顾不过来、做不过来的，很多的民营企业就得到了机会。财政部入库的PPP项目里，前些年看，总有接近一半儿或者40%以上，是民营企业做出的项目，当然平均项目规模，国企做的那些显然要更大一些，但是未来的发展中，一定要配出更好的条件让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在法治化的轨道上加上阳光化和专业化，把PPP这样的政策性投融资之路走通走好。
最后抓紧时间说一下大家关心的土地出让金。好像这一段时间，在房地产业界景气低迷的情况之下，它的收入规模锐减。总体而言我觉得这还是阶段性的现象，过了这一段儿以后还要再看，现在政策暖风频吹，如果今年抗击疫情的局面基本上能稳定下来，那么应该能看到合乎规律的房地产市场在稳住以后，慢慢的，惊魂未定变成惊魂甫定、惊魂稍定，遗留问题被消化掉以后，大家还会观望一阵，直到买涨不买落的临界点一旦出现，会一拥而上，这是中国过去走过几轮的情况。关键是这个过程中，能不能抓住中央说的健康长效机制的打造——基础性制度建设，这是真正的关键，治标与治本里，治本为上。现在没有看到这方面非常清晰的全套组合，但我个人认为，我们的管理部门在这方面一定应重视总结前面几轮房地产市场波动、打摆子过山车式过程中间我们吃的教训。这一轮的大概率，就是疫情能够得到控制以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热度会往回升。北京现在已经披露出来了，这样中心地区的豪宅的成交热度迅速上升，很有启示意义，就是中国潜在的购买能力，所谓刚需和改善型需求，你只要给它一个通道，它体现出来那个对于景气的支撑力，还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还得具体分析，整个中国房地产已经是冰火两重天了，看全国700个城市的平均数，基本没什么意义，它只是一个总的景气水平的标志而已，一定要看你关注的那个投资的领域、那个项目，是在哪条线，这条线上哪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哪个地段，这个地段你做的那个投资是什么类型？这些才是最关键的。在管理部门体制内的人士，特别要考虑的方面，应是怎么样把土地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资制度改革和房地产税的改革，合成一个配套改革的最小一揽子推进方案，这才能解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问题。
最后，我要说一下，提起来很多朋友皱眉头的房地产税，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间，是一定要解决的改革深水区啃硬骨头的问题。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有现代税制，现代税制里必须有现代意义的直接税。你说中国的直接税现在有什么？个人所得税有了2018年的改革，有进步，还有很多遗憾，我们今天不展开说它。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去年中央强调共同富裕以后，又再一次热议起来的房地产税：决策层已给出了明确的双管齐下的安排，税收法定的轨道上要积极稳妥适时推进立法，而给立法做铺垫的，就是五年为期的试点，上海、重庆两地试点所要做的扩围。这一次的扩围五年为期是什么意思？在这个五年里要总结各试点地的经验，以更丰富的本土经验去支持全国的规范性立法。但是由于特殊情况，出现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去年下半年以后的三重压力的叠加，今年的收缩性政策都要审慎出台，落到财政部那里，就是房地产税改革这个称为房产税的试点扩围，今年不动。今年不动绝不意味着否定这个改革方向，我觉得还得大家进一步观察，等到整个稳经济大盘见了眉目，等到下半年以后房地产市场如能如愿出现那个临界点的转换、明显有大家向好预期的升温，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可能迎来管理部门进一步给出口风，来贯彻前面已经定的试点扩围，支持本土税收法定方面的制度进步。
这个房地产税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涉及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它是一个形成压舱石式稳定性的重要机制；它也涉及地方政府职能怎么合理化，使它们的财源建设与服务于公共职能发挥、优化投资环境、优化公共服务是内洽在一起的——只要做好了职能转变，这个地方辖区内年复一年要收取的房地产税的那个税基，就会像发面一样逐渐壮大起来；它也是必须在中国解决的以分税制匹配市场经济在省以下怎么落地，必须打造地方税体系这里面的一个重头戏；它还是促进共同富裕无可回避的再分配里的一个必要选项；以及它也一定是在中国有长远意义的从社区、基层、地方开始，通过有居民家庭必须从高端开始承认的房地产税，进一步激发公众参与意识，倒逼法治化、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非常重要、催化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因素。
这些看法我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