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的命运，与其说是秦灭六国，不如说是六国作死致亡。与其探讨秦如何灭六国，不如更关注一下六国灭亡的前车之鉴更有意义。因为复制成功很难，而重蹈覆辙更易。

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则云：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此话至为关键，毕竟，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六国的灭亡方式值得后人警醒。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开篇就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家庭如此，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国家强大了，往往都有一些共性的因素。而一个国家最后亡国了，亡国的原因却往往各不相同。

魏国的灭亡最警醒

作为战国前期最强盛的诸侯国。魏国的兴亡是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最典型的反映。魏国人才的得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首先说国君。

魏国的君主自魏文侯之后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魏文侯的治国之道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贤。他的治国理政紧紧围绕的就是求贤、礼贤、养贤、自贤、用贤、御贤。而且魏文侯有战略眼光和杰出政治家的胸襟气度，把燕赵两国当作兄弟国家对待，彼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三晋共进退，因此能够后来居上，成为战国初期第一强国。

魏文侯的继任者魏武侯的见识和贤明程度已经等而下之。有一件事颇能说明这一问题。有一次，西河守吴起陪刚刚继位不久的魏武侯视察黄河，船至中流，魏武侯目睹两岸河山壮美，高兴地感叹：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资治通鉴》卷二）吴起是杰出的政治家，感觉到了魏武侯这句话味道不对，立即正色回答说：邦国之固，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资治通鉴》卷二）在德不在险是非常高明、非常清醒的政治见识。可惜魏武侯并没有听进去。魏文侯把人才当宝，魏武侯却把山河之固当作宝。到了魏惠王，更是将珍珠宝玉当做国宝，跟齐威王夸宝：寡人有径寸之珠十枚，能够照亮首尾相接的十二辆战车那么远。并问齐国有何宝贝？齐威王说，我认为的宝贝和你说的不一样。齐国最宝贵的是人才，不是珠玉。魏惠王碰了一鼻子灰。孙子如此不着调，魏文侯如果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没见识还不明理，真是害死人啊！公元前336年，大名鼎鼎的孟子拜见魏惠王。魏惠王说：老头，你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回答：你干嘛开口闭口就是利益啊好处啊，做政治家的，你要讲仁义。（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很多人以为孟子的回答太迂腐，不切合实际。但司马光不这么看。他特意引用传说中孟子向孔子的孙子子思请教治国理政何为急务的对话。子思的答案是：叫他们先得到利益。孟子问：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益？子思说：仁义原本就是最大的利益！在上位的不仁，则居下面的就无法安分；在上位的不义，则下面的人就会尔虞我诈，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用利益安顿人民，以弘扬道德。’这些讲的都是最大的利益。司马光特别发表议论说：子思和孟子的话，都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懂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懂的。而孟子对魏惠王直接宣扬仁义，闭口不谈利，是因为谈话的对象不同的缘故。（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资治通鉴》卷二）

等孟子见了魏惠王的儿子魏襄王，，第一印象竟然是：这个人看上去就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跟他一接触，丝毫不让人感到敬畏，没有领导者的威严气度。（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只能说是一代不如一代。

魏国国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位时间特别长。国君在位时间长是好事，也是坏事。如果国君贤明，形成的好的政治风气能够积淀成为一种传统。如果国君不好，形成的坏的政治风气便会积重难返。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武侯在位二十六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战国后期魏安釐王在位三十五年。这四任君主，便占去了一百六十二年，占据整个战国历史进程的百分之九十。很不幸，魏文侯时期形成的好传统被其后一代不如一代还在位时期格外长的几位继任者全毁了！

其次是人才的任用与流失问题。

魏文侯拜子夏为师，促成了西河学派的兴起。西河学派的兴盛达百年之久，成为战国前期人才的高地，为魏国吸引、培养了大批官员。魏文侯手下人才济济，像李克（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等人都是战国时期一流的人才。魏国之所以能够称霸百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魏文侯把魏国变成了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和人才聚集中心。

然而，与魏国使用的人才相比，魏国的人才流失让人触目惊心。可以这么说，能够影响和改变战国历史进程的人才几乎全部都是从魏国流失而去的。而且他们最后都对魏国的灭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吴起、商鞅、孙膑、乐毅、张仪、范雎六位战国最顶尖的人才。当年司马迁在已经变成废墟的大梁遇见了前来凭吊的魏国遗民，民众认定魏国衰弱灭亡的原因是没有重用信陵君。三国时期的史学家谯周对魏国灭亡的评价是有贤不用，天亡之国。谯周的观点代表了历史对魏国之亡的主流评判。

楚国的灭亡最屈辱

楚国的由盛转衰在楚怀王之时。楚怀王是楚威王之子，在位时被张仪玩弄于股掌之间，丧师失地。公元前299年，楚怀王自己还被秦国挟持不返，三年后客死咸阳。一国之君成为异乡之鬼，因而楚人怜之。老爹客死秦国，儿子楚襄王继位之后马上迎娶秦妇为妻。气得司马光大发感慨：秦国太不讲道义，楚国也太不争气，忍下杀父之仇而与敌人通婚！呜呼！楚国君王如果治国有道，任用得人，秦国即便再强大，又怎能肆意欺凌楚国呢！

我们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楚国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治国无方啊！所以司马光的结论就是：君王不认真讲求治国之道，只一味耀武扬威，正是走向危亡的原因。（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资治通鉴》卷四）

长平战后，楚国实力跃居东方各国之首，为诸候列国所看重。所以公元前241年，五国之师最后一次合纵攻秦，居合纵长地位者正是楚国。楚国乃是秦国统一进程中的最后障碍。楚国在亡国前夕的两次大战倒是打得有声有色、悲壮惨烈。秦楚后期的第一战，楚军以成功的防守反击大败秦主力大军二十万，秦军战死者有七八万之多。这可是战国后期百余年间整个山东六国对秦作战的最大胜仗。秦楚之间的最后一战，秦国以举国兵力六十万专委于老将王剪，楚国也动员了六十余万军队应战，双方对峙一年多后，楚国国力不支。楚军兵败，楚军统帅项燕在兵败后自杀。这是唯一能与长平大战相媲美的战国绝唱。在秦最后完成统一的战争中，楚国是唯一经过血战给予秦国以重创之后才被灭的，可以说历经屈辱，知耻后勇。楚人是有血性的，然而楚国的政治却实在难言清明，楚国的国君饱受屈辱。正因如此，所以后来才流传开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事实上，楚人在后来秦国的灭亡过程中确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赵国的灭亡最惨烈

位于山西高平县永录村的长平之战遗址全景

战国后期，能够和秦国分庭抗礼，敢于硬碰硬的唯有赵国。而赵国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长平之战无法坚持持久战，临阵以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了名将廉颇，结果四十多万将士全被坑杀，元气大伤。紧接着又是持续三年之久的邯郸保卫战。如果没有信陵君窃符救赵，没有平原君的一往无前，赵国可能就提前灭亡了。然而赵国大难不死之后，又缓了过来。廉颇被逼走弃用之后，赵国又涌现出了名将李牧。公元前232年，李牧率领赵军在番吾之战中击败秦军，此后秦赵形成相持格局。李牧是当时赵国继廉颇之后的名将。数年间，他率兵北破燕军、南拒韩魏，且几败秦军，王翦畏之如虎。结果秦国故伎重演，再施反间计，赵王宠臣郭开接受秦国贿赂，怂恿赵王加害李牧，李牧在狱中含冤自杀。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赵国自毁长城，逼走廉颇、枉杀李牧，加速了赵国的最后灭亡。

赵国之亡原因何在？学者们有很多讨论，根本原因有二：

第一，内乱频仍是赵国与生俱来的政治癌症。

赵国的强大源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但是一世英主赵武灵王自己却因为政变被活活饿死在沙丘宫。赵武灵王因政变而惨死，这在赵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赵氏立国之前六代之中，发生的内乱妄杀事件就有四次，赵氏立国之后，这种内乱之风非但没有有效遏制，反倒是代有发生，十二代中竟有十一次之多。政局不稳，国家何以强大？这是赵国自取灭亡的根本原因。

第二，改革片面且不彻底，导致赵国政治失序法治难行。

赵国有强大的军队，杰出的将领，可以与秦国抗衡，却无法持久。原因就在于政治上不得力，经济上不给力。胡服骑射是一次军事变革和文化变革，但却不涉及赵国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再加上赵国豪侠多生，民风尚乱。这导致了赵国政治昏聩、妄诛妄杀成风。

韩国的灭亡最无奈

韩国由于地处中原，被秦国和魏国、赵国包围，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国土在七国之中最小。身居强秦卧榻之侧，是秦国远交近攻战略的起点。国力弱又被人视为眼中钉，可以说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韩国成为山东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诸侯国，于公元前230年覆亡。我们只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

齐国的灭亡最窝囊

齐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大，在战国中后期一度与秦国并称东西二帝。然而六国之中，唯独赫赫大邦齐国没有经过一场真正的战争，便轰然瓦解了。公元前264年，齐王田建即位，其母君王后对齐国朝政拥有绝对的影响力。君王后号称贤惠有才干，但执行的是量齐国之国力，接与秦国之欢心的对外政策。差不多是后世慈禧太后对洋人卖国外交的先驱。齐国不与秦国相邻，东靠大海，战略位置最为优越。秦国对齐国实现恐吓加大棒的政策，齐国被吓得一动不敢动。秦国得以腾出手来日夜不停地进攻韩、赵、魏、燕、楚等国，这五国分别忙于调兵自救，无暇他顾，所以齐王田建继位四十多年未遭逢过战乱。君王后去世后，后胜出任齐国的相国，在齐国朝局中地位举足轻重。后胜贪图小利，大量接受秦国为挑拨齐国君臣关系而献给他的金银财宝。后胜成为秦国在齐国的利益代言人。而齐国的宾客策士到了秦国后，秦国一概予以重金，使这些宾客回国后都反过来为秦国说话，劝说齐王去朝拜秦王，不必整治、修建用作攻战的防御设施，更不要去援助那五个被秦国攻打的国家。面对五国被攻伐，齐国既不出兵，也不出钱相助，秦国得以先后灭掉了五国。

君王后死后的第七年，齐王田建要去朝见秦王嬴政，将要出城时，齐国的雍门司马迎上前质问齐王：齐国设立国君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国君自己呢？齐王田建说：当然是为国家。雍门司马说：既然是为了国家才设立君王，那您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到秦国去做什么呢？齐王田建于是下令掉转车头返回了王宫。雍门司马只是一名守城小吏，却已经忍不住要劝谏齐王，可见齐王此举多么不得人心。

即墨大夫听说这件事后，马上进谏齐王说：齐国国土方圆数千里，拥有军队数百万。现韩、赵、魏三国的官员都不愿接受秦国的统治，逃亡在阿城、甄城之间的三国遗民有数百人。大王您将这些人收拢起来，交给他们百万之多的兵士，让他们去收复韩、赵、魏三国旧日的疆土，如此，就是秦国的临晋关也可以进入了。楚国鄢郢的官员们不愿受秦国驱使，逃匿在南城之下的也有数百人。大王您将这些人聚集起来，交给他们百万人的军队，让他们去收复楚国原来的土地，如此，即便是武关也可以进入了。这样一来，齐国的威望得以树立，秦国则可被灭亡，这又岂只是保全自己的国家而已！即墨大夫的话虽然不见得可行，但至少充满了血性，可惜齐王田建不接受这一建议。

就当时的大局而言，即墨大夫雄心勃勃的大战略几乎无法实现。然而这种主张邦国振作的精神却难能可贵。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以齐拒绝秦使者访齐为由，命王贲在灭燕之后率军南下攻齐，秦军避开了齐军西部主力，由燕国南部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几无抵抗，大军直抵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北）。齐军措手不及，齐王田建听从后胜的建议，不战而降，齐国灭亡。

齐人怨齐王不早与诸侯合纵攻秦，一味对秦国言听计从，以致亡国，讽刺说：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意思是埋葬齐国的是那些主张齐国执行投降政策的外邦之客啊。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这两句话道出了一个冷酷的事实：好战者必亡，忘战者必危；国家生存之道的关键，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

燕国的灭亡最悲壮

最后说说燕国。当初，燕国太子姬丹曾在赵国作人质，与生在赵国的秦王嬴政同病相怜，结成了患难之交，彼此很友善。后来嬴政回到秦国继位，姬丹又到秦国充当人质。姬丹满以为凭自己当年与嬴政的交情，自己在秦国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礼遇。没想到秦王嬴政根本不念旧情。虽然曾经同为人质，但此一时彼一时。姬丹难以接受的是嬴政与自己如今巨大的身份反差。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姬丹失去了理智，一怒之下逃回了燕国。秦国和燕国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太子姬丹根本无法依靠燕国的力量为自己雪耻，于是他把自己的满腔怨恨聚焦于秦王嬴政个人身上，想要对嬴政实施人身报复。为此他还征求自己的老师太傅鞠武的意见。鞠武站在国家的高度，建议太子丹西与韩、赵、魏三晋订约，南与齐、楚联合，北与匈奴媾和，以此构建图谋秦国的战略包围圈。太子丹根本听不进去，说：太傅的计略虽好，但要实现它却是旷日持久的事情，我实在等不了。

不久，秦国将领樊於期在本国获罪，逃到燕国。战国史研究专家杨宽认为樊於期实际上是被赵国名将李牧打败的秦将桓齮，他因为战败而受惩处。太子丹接纳了桓齮。鞠武规劝太子丹不要接受他，鞠武说：做危险的事情来求取安全，制造灾祸以祈求幸福，谋略浅薄而致积怨加深，为了结交一个新的朋友，而不顾及国家将遭受大的危害，这即是所谓的积蓄怨仇并助长灾祸了！（夫行危以求安，造祸以为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所谓资怨而助祸矣。《资治通鉴》卷七）师傅苦口婆心，徒弟不为所动。太子姬丹对鞠武的劝说置之不理。

太子姬丹听说卫国人荆轲是位侠义之士，便携带厚礼，以谦卑的言词求荆轲行刺秦王嬴政。荆轲盛情难却，最终答应充当刺客赴秦。他带着樊於期的头颅和燕国督亢的地图做诱饵前往秦国。

荆轲抵达秦国都城咸阳，秦王嬴政得知荆轲的来意后非常高兴，特意穿上君臣朝会时的礼服，安排朝会大典接见荆轲。荆轲手捧地图进献给秦王，地图徐徐展开，图穷匕见，荆轲乘势一把抓住嬴政的袍袖，举起匕首刺向秦王。但是还没等荆轲靠近，秦王嬴政已惊恐地一跃而起，甚至把袍袖都挣断了。荆轲随即追逐秦王嬴政，秦王佩戴的宝剑太长，一着急竟然拔不出来，情急之下只好绕着柱子奔跑躲避。由于事发过于突然，朝堂上的群臣都吓呆了，事情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群臣全都失态了。秦国法律规定，在殿上侍从的群臣不得携带任何武器。回过神来的群臣只好徒手上前扑打荆轲，并且大喊道：大王，把剑从背后拔出来！秦王嬴政将剑推到背上，随即拔出剑来刺向荆轲，砍断了荆轲的左大腿。荆轲肢体受伤无法再追，便把淬了剧毒的匕首向秦王投掷过去，但却只击中了铜柱。荆轲知道行刺大计已然无法完成，大骂道：今天行刺之所以不能成功，只是想劫持你以后强迫你与燕国订立契约，以此回报燕太子啊！荆轲随即被分尸示众。秦王为此勃然大怒，增派军队从赵国故地出兵，命王翦挥师攻打燕国。秦军在易水以西大破燕军。

公元前226年冬十月，秦将王翦攻克燕都蓟城，燕国国君姬喜和太子姬丹逃到了辽东。代王赵嘉建议燕王杀了太子丹献给秦王。燕王喜只得杀了太子丹，并把他的头颅献给秦王嬴政。但秦王嬴政岂可善罢甘休，再次发兵攻燕。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率兵进攻辽东，俘获了燕王姬喜。

把一己之私怨上升为国家行为，妄图以消灭肉体的方式改变历史进程，这样的想法和做法都未免太幼稚。司马光认为：燕太子姬丹不能忍受一时的激忿而去冒犯如狼似虎的秦国，行事草率，谋略浅薄，以致挑起怨恨，加速了燕国的灭亡之祸，使供奉燕国始祖召公的宗庙祭祀就此中断，罪过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而后世评论的人有的还把太子姬丹说成是德才兼备的贤人，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臣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资治通鉴》卷七）

（汉代画像石《荆轲刺秦王》）

司马光认为，一个人跪着前进，伏地而行，并不表示心存恭敬；言必行，重承诺，并不表示恪守信义；大把大把地送出金钱，随意送出贵重的玉器，并不表示施行恩惠；自割颈部，自剖肚腹，并不表示勇敢。这种种问题的关键在于，只顾眼前利益不能深谋远虑而行动不合乎礼义，这都是匹夫之勇！而荆轲心怀报答太子丹豢养的私情，不顾及全家七族之人会受牵连，想要用一把短小的匕首使燕国强大、秦国削弱，这难道不是愚蠢之极吗！太子丹用万辆战车的大国去排解个人的私愤、炫耀盗贼式的谋略，结果是功名被毁坏、身遭杀戮，江山社稷化作废墟，这难道不是很令人悲痛的事吗！扬雄说荆轲充其量不过是君子式的强盗罢了。这话说得太对了！（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复言、重诺、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决腹，非勇也。要之，谋不远而动不义，其楚白公胜之流乎！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扬子论之，以要离为蛛蝥之靡，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又曰：荆轲，君子盗诸。善哉！《资治通鉴》卷七）

司马光总结六国之亡的教训

司马光还专门写了一篇臣光曰总结六国之亡的教训。

臣光曰：从衡之说虽反复百端，然大要合从者，六国之利也。昔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飨宴以相乐，会盟以相结者，无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国也。向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则秦虽强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盗。曰盗将爱我而不攻，岂不悖哉！《资治通鉴》卷七

司马光认为，合纵、连横的学说虽然反复无常，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合纵符合六国的利益。假使当初六国能以信义相互亲善，那么秦国虽然强暴，六国又怎么能被它所灭亡掉呢！韩、赵、魏三国是齐、楚两国的屏障，而齐、楚两国则是韩、赵、魏三国的基础，它们形势上相依托，表里间相依赖。所以韩、赵、魏三国进攻齐、楚，是自断根基；而齐、楚两国征伐韩、赵、魏三国，则是自撤屏障。可哪里有自己拆毁屏障以讨好

盗贼，还说盗贼将会爱惜我而不攻击我的，这难道不是荒谬得很吗？

所以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不仅辞藻华丽，一句：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实在是警醒后世的真知灼见。

本文为作者《评说<资治通鉴>之纵横捭阖第二十讲之部分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