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恰逢春节刚过，我在家接到一个北京的朋友打来的电话，约我去北京一家媒体工作。这个朋友也是我以前曾在重庆打工时认识的，相处不错。据他的描述，这家国家级报刊媒体目前发展前景不错，也急需一些新闻专业的人才，即上岗就能干活的编辑，记者。当时的我也是久静思动，急于想找一份工作。如此次能在北京工作，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我在匆忙中安排了家事，即于二月中旬匆匆离家北上。
二月的北京乍暖还寒，在北京西客站下车后，朋友先安排我在他租住建国门附近的住所暂住了两天，然后一同找新的住所，最后选定了朝阳区一个叫怡景城花园的小区。那个小区应该是在当时北京的六环以外，地处偏僻，出门就是田地，紧邻着一个叫黑庄户的村子，交通不方便，出门坐公交车要到一二公里之外的四惠枢纽站转车。好在小区每日有定时发往潘家园的小中巴，从早七点到晚九点，每半小时一次。
我的住所，怡景城花园
小区面积很大，里面有别墅区，住宅区。也是新千年初北京最早开发的小区之一，据说许多影视明星也在这里购买了别墅。当时小区住宅区的楼房价格为每平方米2500元左右，而且还是现房。别墅区的空房也有不少，价格不详，小区物业售楼处，也不断地在做广告，推销空置的房子，好像看房，买房的人并不多。
我们所租住的房子是一个业主已经购置的居住房，一楼两室一厅，每月租费1500元。租定以后，我们还去了一个叫八里庄的郊外日杂市场，购置了一些日用品。这里的东西好像是专为来京打工人准备的，很便宜，一个塑料面盆2元，一床棉被16，一幅上下单人架子床120元，一双皮鞋25元。至于蔬菜粮油之类，小区也有但品种单一，我们更多是在隔壁黑庄户村里去买，东西也很便宜。
黑庄户村
我们上班是在三元桥附近的一座办公楼里，每天上下班交通颇为费事，也不容易。我具体的工作就是给这家媒体的财富版采访，编辑，有时还要给一些有偿宣传报道和企业采访做更细化，专业的深度报道。工作不累但很有挑战性，也很有压力。
二月底即在两会开幕之前，我采访了北京理工大学，并和该校党委书记焦文俊做了深度访谈。
北京理工大学校原党委书记，焦文俊先生
焦书记是山西人，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的专家教授。焦书记谈吐幽默，风趣，在近四个小时的访谈之后，还告诉我四个关于北京高校的顺口溜，名曰，‘北大的园子，清华的汉，外语学院的姑娘，理工大的饭’。其解释为，北京大学的校园名列前茅，其中的莫名湖就在其中，清华大学以帅哥俊男为主，外语学院则以美女多而出名。为了尝试一下理工大的学生伙食，我们也在采访之后专门去看了一下，果然是名不虚传。多所食堂里，南北口味俱全，价格也相对便宜。一份四川水煮鱼五元，一碗山西刀削面二元。如果学生们愿意大伙凑个热闹，在学校食堂就能吃上粤味的打边炉。
北京理工大学第三食堂就餐区
三月中，我在北京工作一个月后拿到了当月工资4120元左右。据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个收入在北京不算高，但对初来乍到的外地打工者来说，已是很幸运的了，因为如能长期坚持下去，虽无法达到买房购车的水平，但维持在京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期间我还参与了报社财富版策划的在木樨园服装批发市场的商业营销策划活动，这个集服装成衣及面料批发，来料加工为一体的大型市场，有数万户商户每天在这里经营，有的还在大兴区建立了生产基地。最早在这里发展的商户，有的已经在北京购房购车，成功地立足于首都北京了。
北京木樨园服装批发市场
四月初，我应约赴上海，采访了上海荒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许仰东先生。此时，从北京到上海的飞机很方便，每天几乎每隔两个小时就有一趟北京到上海的对飞航班，票价根据时段以780元到1500元不等，购票只需一个电话即可送票上门。在建国门乘首都机场的大巴只需半小时即可到机场，在机场还需交40元的机场建设费就可通过安检等待乘机。
我上午十点出发，不到十二点就已顺利到达上海虹桥机场。此时，许董一行也在机场迎候。
上海荒岛房产的创始人，许仰东先生
荒岛置业公司在上海算是一家比较大的房地产营销公司。董事长许仰东是南方人，出身平民，以两万元，八个董事联合起家。到2004年企业规模已达到在上海，南京，杭州，济南，威海等地都有他们的连锁经营公司。2003年被国务院建设部评为全国十大优秀房地产民营企业，还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接见。其实，那时的国内的房地产行业尚处低谷时期，北京和上海等地还有不少的烂尾楼，楼市价格还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北京通州地区的楼市价格每平米也仅仅是2000元左右。许董一行在行业如此低迷的情况下，能把企业做到如此程度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了。
三天后我乘机返回北京，在机上还巧遇了一同乘机的歌星韩红，机上的乘客很有礼貌，并没有过多的追星骚扰，有些只是相视一笑而已。
四月份我在北京的业务很快就熟悉了，工作流程也能得心应手，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却无法解决，就是记者证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只有正式持有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才有资格从事新闻行业的采编工作。
我来此工作时仅属朋友推荐介绍，还没有和报社签立正式的工作合同。每次出外采访都是报社临时出具介绍信，既不规范，也不名正言顺。像三月初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我也因为没有记者证，而无法在大会新闻中心登记注册，从而错过了许多宝贵的采访机会。而我在报社的工作却是实实在在的新闻工作，而且那时编辑工作已是编校合一的工作流程，对编辑的要求和考核也更加细密严格。对此，和报社人事部门多次交涉，回答是可以订劳务工作合同，试用期一年，在这一年里，只配发工作证。记者证要到一年试用期满之后再考核后配发。
当时，我已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对于这样的工作安排心有不平，也不甘心。于是决心不干了，朋友见我去意已定也就不再坚持强留了。现在看来，我当时还是自持年富力强，也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不能受些许委屈。如果当时留下来，也许后来的结果要比现在好得多。
就这样，我历时63天的京漂生活结束了，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如今，弹指一挥间，十几年转眼就过去了，那短短几十天的京漂生活，在我的记忆里，还是那样的鲜活，那样的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