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在中国人的企业管理学领域是神一样的存在。德鲁克一生经历了工业社会(产品/大生产/公司)、商品社会(营销/销售)、信息社会(互联网)，他就像一部活字典，他所处的每个社会阶段、他的每个阶段的著作总结思考、他的每个阶段的转变原因，都值得我们相互配比着看。脱离社会环境的管理方法是不起作用的。这就我今天要梳理德鲁克的原因与价值。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的里程碑我想从1994年7月1日施行《公司法》开始。这样来看我国现代企业的历史很短。过去我们总是从《四书五经》《孙子兵法》《帝王小说》《毛泽东文选》来间接汲取企业管理理念思想、战略战术。现代企业制度把西方管理思想也带了进来。(想想我在90年代上大学期间就看《竞争战略》这类书了，才想明白普遍大多数人接触管理又晚又薄弱，真如朋友所说中国土豪太多，你所鄙视的基础入门才是大市场)
德鲁克是现代管理的集大成者，可以这样说。集大成者，就是有广度。而我们恰恰需要现代企业管理思想，要入门基础级的、广谱类的，自然德鲁克就成了首选。
德鲁克先人从事书籍出版，他的父亲也是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母亲学习医学。人的出身影响非常厉害，所以你看德鲁克写作出版、做研究、做实践、理念中也融合了许多关于历史/社会/经济的观点。
德鲁克出生于1909年，而1911年美国就开始了大工厂大工业，泰勒就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从一大群工人中分离出了专职管理岗位，进行计划、分工分配、指挥、组织协调推动、激励、考核;选拔、培养;观察度量、标准、培训、改进。这几乎已经是现代管理的最核心职责，后来人又加了领导力/变革、授权、战略、职业经理人/经理人梯队等。这就是德鲁克的出生背景。
德鲁克逝世于2005年，长寿之人，亲身经历了西方企业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变迁，经历了大工业工厂、现代企业、集团事业部、全球化产业链、知识经济、互联网化这几个大时代，而德鲁克的著作也带有着几个大时代的明显烙印。
德鲁克曾任新闻记者(社会观察、纪实)，也担任过经济学家(经济学)，还获得过法兰克福法学博士。移民美国后，在大学任哲学教授和政治教授。想想一个人，从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哲学理念思想都有深刻功力的人绝对是管理学的好基础者，毕竟管理学是一门关于组织构建与运转的学问，而组织脱离不了社会、经济、政治、法律。而组织也是关于人的组织、人的关系，所以关于人性的哲学理念必定要融入其中。
公司时代：1942年还没有担任教授还刚刚移民美国还在一些公司担任管理顾问的德鲁克受聘通用汽车担任内部管理结构的顾问和研究，1942年他写出了《工业人的未来》，这应该是把工厂、公司正视区分与切割。1946年写出了《公司的概念》，真正对公司这种形式做了总结性论述。这是组织学的范畴。1950年又写作了《新社会》，剖析了企业和员工这对老冤家在经济利益的根本冲突、如何通过工会组织来达到企业和员工的平衡、在工会的作用下管理的职能是什么，最终德鲁克提出联邦制管理组织的形态。这和我们现在讲的自组织、阿米巴颇有异曲同工之效，都为了解决员工动力与经济利益期望的平衡。德鲁克是通过企业管理者、工会、员工三权分立来达到企业组织下的团体自组织，这在工会发达的美国是行得通的。而阿米巴并没有解决利益问题，只是给层层憋屈的日本人放出一个自由，通过业绩预算要求/清晰生产计划/阿米巴组织边界清晰/阿米巴间竞争排名、小团队/自决策/全员透明来达到员工自我成就感/存在感/尊重感的满足。而中国既没有工会，也不是日本人的层层家长威严的憋屈，所以快递计件模式(本质是泰勒制)、影视业/网络游戏业的工作室模式、温州家庭作坊集群模式(在现在已经模式破产)、互联网模式(期权/精英团队)等等，大家都在生产企业、零售业服务业、高科技业不断探索。我想做的也是这条路的探索，即使在我从事的所谓的高科技的中国软件行业，其人才素质/能力/数量已经跟不上快速发展的企业需求，精英团队的成本越来越高/精英人才越来越难找。所以中国一定会找到一条平衡新路，它不同于德鲁克的工会模式，不同于稻盛和夫的阿米巴模式，它也不同于Google国外高科技企业。
《管理实践》(1954)《成果管理》(1964)《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管理：任务，责任，实践》(1973)是一系列观点的反复强调，反复强调了管理的目标、职责、关键。这是被人常常提起的德鲁克的几部书，很多人学习德鲁克也常常局限在这几本书，这几本书也奠定了德鲁克管理大师的称号，之后他的目光就转向了社会组织和社会的发展而不局限在企业管理者身上。
1971年是个分水岭，德鲁克厌倦了企业管控、竞争、战略，他厌烦了大体系、大组织大层级，他想回归到实践中静静观察、看世界社会的新变化。谁又能知道现代管理鼻祖(从未担任过管理职位却洞察了管理的本质价值效能)从1971年就开始在名不见经传的克莱蒙特大学任教(符合旁观者的洞察/顾问参谋实践/著书/教育/传播)。他把眼光从企业这个主体转移到了更大的层面：社会。于是有了《技术、管理与社会》(1970)和《人、思想与社会》(1971)。在1990年更是出版《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原理与实践》，把组织形态从企业、社会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类型。
1978年，已经快70岁的老人德鲁克。在中国来说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也算是可以对自己一生有个定论了。于是《旁观者》出版。德鲁克从未亲自做过管理者领导者，没有亲自操刀企业经营、竞争、战略推进落地，他一直冷静的观察着、智慧的提问、给出敏锐的要点。他认为已经打准了蛇的七寸，对于要执行落地的有能力有智慧有责任的真正的企业管理者来说，这样的咨询顾问的价值和作用已经足够了。(想想我们现在的企业要求咨询落地落地执行执行，百思不得其解。是企业自己没有这样能力的管理者吗)
全球经济时代：1982年进入了全球化产业链，日本经济崛起、美国经济转移。这不是过去美国自己主导的稳定的掌控的产业格局了，这是美国企业过去未料到的。于是德鲁克写出《巨变时代的管理》(1982)《管理未来》(1992)《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德鲁克开始关注创新、关注领导者/企业家/变革、全球文化。
知识经济/互联网信息时代：1999年，美国经济进入知识经济、大制造产业链转移到了中国、软件外包转移到了印度、互联网化沟通/学习/共创。这更是一个新世界，于是德鲁克又写出了《21世纪的管理挑战》(1999)和《下一个社会的管理》(2002)。在碎片、独立、自主、自助、互联的现状下，社会组织作为比企业组织更大的组织如何管理、巨型的全球化的企业组织该如何管理，德鲁克出版了《功能社会》，这和阿米巴组织、众包组织、协同网络、产业生态链的理念非常相似。
但是德鲁克不是象牙塔内的传统教授，他没有去严格定义什么(这也可能就是德鲁克从1971年就一直在名不见经传的克莱蒙特大学任教的原因)，他也教导学生们多去学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历史、社会、政治)，少精于财务、资金、管理会计、预算(直到现在中国大量MBA课程也多是财务课程居多)。德鲁克也不是类似麦肯锡咨询顾问，他没有严格进行管理模型建模、数据统计分析论证。
我仍然觉得德鲁克就像个财经新闻记者一样观察、梳理总结，把自己总结的关键观点和原则要点列出来，然后通过阐述和故事来展开说明。所以他应该是“管理经验派”。他务实，相信一切的手段都是为了目标和绩效，管理也是其中一种手段。他也更相信领导人自身的修炼，颇有点像孔子倡导的“内圣外王”(修炼自己以平天下)，强调领导人/经理人管理自己、管理时间/计划/会议(会议是最耗费时间的一类)、管理上司。
2005年，德鲁克逝世了。2006年《卓有成效管理者的实践》出版了，这类似于亢龙有悔，游子归乡，距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已经40年了，他我非本我，看似形相似，但只有历经的人才能读出与深叹其中点滴的洞彻感悟。
德鲁克已逝，很多企业管理者仍然没有读过德鲁克的书，仍然在现实的兢兢业业努力推动着企业执行落地。很多张口闭口搬来德鲁克，张冠李戴狐假虎威说德鲁克说怎么着怎么着的，往往是没有读过或没有认真多遍读过德鲁克书的装逼人。
缺乏理念/原则/要点，缺乏框架/体系/方法论，缺乏管理工具，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企业大多数企业管理者的现状。普及管理仍然需要德鲁克的书籍需要任重道远(我也终于明白德鲁克为啥这样流行了，原来大家还在入门学理念而非深入一层学方法论和工具)。等大家过了这一轮，就该面临如何从理念到方法论到工具的全体系落地执行问题了，那时候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一片茫然(怎么读了那么多德鲁克的书怎么还不知道怎么实作管理啊)。我也大概明白为什么现在企业纷纷嚷嚷让咨询公司落地落地再落地执行执行再执行的原因了(你明白了吗?)
但我的一个朋友也提出了一个疑问：你老说中国消费者不成熟、中国企业不成熟、中国企业咨询公司不成熟、中国企业软件公司不成熟。那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之前已知的认为正确的知识其实并不适合解决现在中国企业的问题?
我怅然若失。